微博好文—印度的计划经济是怎样失败的

印度的计划经济是怎样失败的｜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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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亿人口的后发大国，是怎样没有富强起来的。文｜仲甫

1927年11月，印度国大党领导人贾瓦拉哈尔·尼赫鲁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

他所目击的苏联，正处在列宁去世后刺刀见红的惨烈时刻，不同派别的党员在纪念游行的主席台前聚众斗殴，在世界各国来宾面前颜面尽失。

不过，这位后来统治印度二十多年的国父，还是顽强地从这场他所谓「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实验」中看到了世界的希望：从此开始，印度走上了领袖钦定的强国之路。

新秩序和新文明令人着迷的发展，是我们这个不幸时代里最有希望的象征。如果说未来充满希望的话，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维埃俄国及其所作所为。我坚信，新文明将传播到其他国家，并终结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战争和冲突。

尼赫鲁的感受并非突发。早在少年时代，他的家庭教师中就有英国左派团体「费边社」的成员，青年时代也深受英国左派舆论影响。虽然难以认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但他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直怀有正面感情。

亲眼见证苏联的实践之后，计划经济思想开始贯穿尼赫鲁的整个政治生涯。从1929年公开宣布为左派，到狱中深入学习左翼经典著作，进而在国大党内成立「计划委员会」并自任主席，尼赫鲁作为圣雄甘地的亲密战友，始终是党内左翼派别的精神领袖和政治后台。

1950年，印度正式成为独立共和国，尼赫鲁作为几乎硕果仅存的老一代民族独立领导人，身兼国大党主席和政府总理，开始指导政府新成立的国家计委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在尼赫鲁建议下，国大党将建设计划经济类型社会列为全党的奋斗目标。

从此开始，印度走上了领袖钦定的强国之路。

土改，但没有暴风骤雨

早在1949年，印度政府尚未正式公开打出计划经济旗号，土地改革便已列上了议事日程。

首先沦为土改打击对象的，是印度传统的「柴明达尔」中间人地权制度。

柴明达尔原是莫卧儿时期替帝国征收田赋的包税人，英国统治时期转变为包税地主。土改开始前，他们拥有全国约一半的土地，其中最大的804个柴明达尔地主拥有约四分之一的土地。

这些人大多在城市生活，远离乡村社会，与土地的实际耕作者之间往往隔着多达数十层的转租关系。

1949年7月，《国大党土改委员会报告》提出，印度的土地制度中不允许有「中间人」存在，土地必须属于耕种土地的农民。

此后至1955年，印度各邦先后立法，废除了柴明达尔等中间人阶层。政府则以66.47亿卢比的补偿金，赎买了柴明达尔的1.6亿英亩土地。

如此出师告捷，很大程度是因为柴明达尔的特殊身份——他们长期与殖民政府合作，反对印度民族独立斗争，如今作为前朝余孽，在新政权面前几乎只能被动合作。

土改的下一步则要困难得多。

废除柴明达尔的最大受益者，是农村里原来的缴租地主和永佃户，他们有能力购买土地所有权，现在便成为了新的地主阶层，更多的农民并未得到土地。

为了达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标，1959年1月，国大党通过《关于农业制度问题》的决议，要求各邦政府在1959年底之前完成「土地占有最高限额」立法，以解决地主问题。

不过，新的农村地主与柴明达尔不同，在英国殖民时期往往鼎力支持过国大党，独立后更成为其在农村地区的「票仓」，对下层农民和依附性选民有重大的影响力。

因此，国大党和政府内部有不少人替他们说话，如1950年代初任农业部长的德希默克，不止一次公开主张要保护富农的利益，表示：「如果土地有限额，则其他财产和收入也应当有限额。」

土改并非天然政治正确，早在独立运动时期，除了尼赫鲁本人强烈支持之外，党内同志一直都不乏反对土改的声音，甘地本人的态度也模棱两可，更多是在两派之间沟通斡旋。

这种背景下，广大农村地主要混过土改并不困难。

在地主富农的支持下，各邦议会内各党派纷纷将「土地占有限额」设置得相当高，保证其免遭冲击。

此外，土地限额本身充满漏洞，地主可以将大片土地化整为零，由家庭成员分别持有；还可以开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将耕地划归公司名下；将土地转给不存在的人、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转让土地的做法更是层出不穷。

这些对策效果极佳，直到1973年，在比哈尔、卡纳塔克、奥里萨和拉贾斯坦四个邦，甚至没有任何地主的土地超过最高限额而被宣布为剩余土地。

斗争白热化之际，印度地主集团也无惧于抗争。1973年安得拉邦的土地限额法令生效后，副首席部长直接放手搞动乱，首席部长被迫辞职，法令不了了之。

抵制面前，印度独立初期的各级政府没有力量去深入乡村社会，针对每名拥有土地的个人展开细致调查。更不可能通过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手段来实施土改。

即使最支持土改的尼赫鲁本人，尽管情绪到位时偶有过激言论，比如1945年出狱时扬言「等到印度独立、国大党上台，黑市商人和食利者都要挂在距离最近的灯柱上」，但他作为自嘲的「最后一个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多数时候也并不认同那种做法。

在赞颂苏联是人类希望的同时，尼赫鲁也表示过：「那里发生的许多事让我感到痛苦，我并不同意那样做。」

与政治上的残酷斗争相比，印度真正向苏联学习的，是一条极具东方阵营色彩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之路。

苏联援助下的计划经济

与「不惜任何代价摧毁工业主义」、「如果印度没有铁路，我不会流一滴眼泪」的已故圣雄截然相反，尼赫鲁作为建国仅一年多就出面调停朝鲜战争的地缘政治强势新人，非常清楚工业化的巨大意义。

苏联1930年代迅速实现工业化、最终在现代战争中摧毁德国的历程，也对渴望带领国家崛起的新兴国家领袖充满吸引力。

因此，获取苏联援助，并通过连续的五年计划，在重大战略性工业行业发展大型公有制企业，便成为了印度天经地义的发展道路。

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原本只负责为政策制订提供咨询的国家计委，很快就成为了政策推进的有力工具。

至于印苏关系，虽然一度因为斯大林认定尼赫鲁为「帝国主义走狗」而停滞不前，但在1953年老人家猝死以后，印度便得以迅速向苏联靠拢。

老大哥的慷慨不难预料，除了贸易优惠和长期低息贷款，苏联还从1955年开始大量提供工业援助，其中比莱钢厂是无产阶级祖国首次在红色阵营之外投资。

苏联又在印度投资了钢铁、化工、重型机械制造等一系列工业项目，并大量提供专家顾问和技术培训，为印度培养了10余万工程技术人员。

追求英国左派「宪政民主+计划经济」的尼赫鲁，并未带领印度走上强制接管私营企业的阶级革命道路，而是通过增加公有部门在总投资中的份额，大力发展国营经济，最终实现政府在资本存量份额中的主导地位，将私营部门边缘化。

印度计划经济开局稳健，1951-1956年间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国民收入增长18%，其中年均投资占6%。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力达到顶峰，其施政在政府中越发不受约束。对计划经济的承诺成为大国总理的立身之所。

受到一五计划成功和苏联援助的鼓舞，领袖对二五计划起草班子作出指示：建立计划经济的社会格局，基本的生产资料必须受社会所有和控制。

国家计委也越发雄心勃勃，尽力减少消费，将储蓄用于未来的投资，投资重点也集中到钢铁等重工业制品，进一步减少消费品在GNP中的份额。

在包括发电厂、钢铁、重型铸件以及大多数矿物开采和加工在内的17个战略性行业中，国家将拥有新投资的垄断或专有权，同时现有的私营工厂无法获得任何「免于国有化」的保证。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印度式计划经济发展到了高潮，国家项目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了严格而完整的支配地位。

不过，在工业化快车道上高歌猛进的印度，很快也迎来了无法避免的难题。

打不下去的旗帜

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印度的工业投资一路飙升。然而，其经济表现却逐渐开始达不到计划的预期，乃至陷入停滞。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20%，略低于预期的21%；而年均人均收入增长仅为2.1%，大幅低于计划的3.3%。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预期年均国民收入增长5.6%，而结果仅为2.5%，人均收入增长更是陷入停滞。

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预期年均国民收入增长5.7%，结果为3%，预期年均人均收入增长3.4%，结果为1.1%。

这样的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尚可接受，但对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显然不够，更是被日本、韩国等远远甩在身后。

印度经济后劲不足的原因，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

诸多工业领域被投入重金的国营工厂垄断，但效率低下。而在少数留给私营部门的行业内，政府对工商业活动施加严苛的审批。

1951年《工业法》规定，所有企业在建设投产、扩展生产线和更改产品之前，都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有企业为新产品或生产改进提交了119项申请，都被官僚否决。这实际上扼杀了社会通过自发创新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

此外，印度还实施了严格的产业保护政策。

为了实现自力更生、保护国内产业发展，印度不仅为外国投资设立严苛限制，更要求本国有能力制造的商品一律不允许进口，其他商品也要收取高达355%的关税。

结果，印度难以像日本、韩国同时期那样，引进外国——尤其是欧美——的先进技术，大部分工业产品可以在低生产率下维持在国内的盈利，于是在日益封闭中与世界愈发脱节。

1953年，朝鲜战争后世界贸易条件趋于稳定，印度提供了世界总出口额的1.5％，本来可以靠人口红利大有作为。结果在进口替代战略下，其市场份额反而一路下滑，从1956年的1.4％，1958年的1.3％，直到1960年的1.2%。

对于经济上的与世隔绝，印度社会并无多少反弹。印度教右派和社会主义左派的政客们很高兴借此摆脱美国文化和商品的「污点」，而其他很多人则延续殖民时代留下的思维方式，怀疑所有的资本家都具备掠夺性和剥削性。

然而，由体制内控制的进口产品、乃至企业存续所必需的各种许可证照，势必导致官僚与私营企业勾结而滋生腐败，印度的经济体制因此被讥讽为「许可证配额统治（Permit/Licence Raj）」。

印度社会的经济效率因此极端低下，越来越难以发展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公共和私营部门通过互相勾结，实质上产生了一个靠管制政策变相实行垄断、攫取超额利润的食利者阶层：他们既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创造财富，又无法像尼赫鲁预想的社会蓝图那样惠及贫困者。

中印与印巴冲突带来的军事预算激增，经济停滞，再加上尼赫鲁1964年突然中风去世造成的政治不确定性，印度在「三五计划」结束时已陷入困难，不得不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贷款，为此还无奈地放宽了进口管制。

缺乏意识形态约束的印度政府，刚一遇到困难，计划经济体制便开始松动。

尼赫鲁的继任者夏斯特里首先废除了经济决策的极端集权制，取消了国家计委成员的无限任期；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1966年当选总理后，则解散了国家计委，下放经济政策自主权，开启工商业自由化，降低进口壁垒，并取消了对私营部门投资某些行业的限制。

然而，这些小碎步还远远不够，何况实际情况常常是进三步，退两步。

1969年7月，英迪拉·甘地宣布对14家私人银行实施国有化。此举旨在发展农村信贷，但同时使得放贷决策变得政治化，贷款环节腐败盛行。至今，全印度90%的坏账都发生在国有银行。

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很快取得远超印度的经济增长。而同一时期的印度还在积极抵制外国企业，要求IBM和可口可乐公司遵守印度法律，不得在印度企业中持股超过40%，迫使两家公司关闭了在印度的业务。

等到1985年开始的「七五计划」期间，英迪拉·甘地的长子拉吉夫·甘地主政，印度才开始重新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放市场，将关税率从天文数字的355％降低到65％。他拒绝恢复「四五计划」前偏重公共部门的投资战略，转而扶持私人投资，宣扬私营企业的美德，还采取了一些「自由化」许可证制度的措施。

由于「计划经济」仍是印度的主流话语之一，英迪拉和拉吉夫母子在改革的同时一再坚称，他们走的还是当年的道路。但是，旧体制的衰亡已经成为了印度社会公开的秘密，「七五计划」被人们认为是「在计划经济的名义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1991年，苏联迅速瓦解的同时，印度也在拉奥政府主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改革，「计划经济」这才彻底退出印度的主流话语。

1996年，世界银行宣布：「印度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发展模式……结束了过去四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启了一场静悄悄的经济革命。」

然而，计划经济的遗产并不能一夜之间消失。国营部门的投资虽然大幅下降，但1994年仍占总投资的40%。彼时印度经济仍然问题重重，等待着进一步的改革。

几乎从同一时期开始，这个至今仍以「我们印度人民庄严决定，将印度建成为享有主权的社会主义世俗民主共和国」作为宪法正文开篇第一句话的国家，被其他国家的一些人认定成了「资本主义耽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铁证，一直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