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夏人的祖先鲧开始，包括整个夏王朝，夏人与东方各部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说时代，鲧曾为治水的英雄，后来因为治水失败而东迁到东夷居住区，这是夏人的势力最早东进的一支；夏代初年“后羿代夏”的夷夏之争过程中，夏人或为避难或为联合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又一次向东转移；夏王朝中后期，又不断地征伐东夷之族，并向淮河流域拓展。因为夷夏之争和中原文化的东渐，不仅使东夷势力退缩至原来的核心居住区，同时也使夏代和商代早期的东夷文化的代表文化岳石文化发生衰落。夏人势力的东扩、南侵及其与东夷和淮河流域土著的斗争，不仅使夏王朝历史的走向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为夷夏融合提供了契机。
作者简介：金荣权，男，信阳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信阳 464000），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历史与古代文化研究。
从夏人的祖先鲧开始，包括整个夏王朝，夏人与东方各部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说时代，鲧曾为治水的英雄，后来因为治水失败而东迁到东夷居住区，这是夏人的势力最早东进的一支。在夏代初年“后羿代夏”的夷夏之争过程中，夏人或为避难或为联合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又一次向东转移。在夏王朝中后期，又不断地征伐东夷之族，并向淮河流域拓展。夏人势力的东扩、南侵及其与东夷和淮河流域土著的斗争，不仅使夏王朝历史的走向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为夷夏融合提供了契机。
一、鲧放羽山与夏族的第一次大规模东迁
关于夏人的族源，史籍多有记载。《史记·周本纪》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1］33《国语·鲁语上》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2］56根据《史记》和《国语》记载，夏人是黄帝、颛顼之裔，是黄帝族迁至中原之后演化出来的一个分支。在尧舜时，鲧为当时的一个能够影响中原各部族的重要人物，被封为“崇伯”，所以后世称为“崇伯鲧”。“崇”即为“嵩”，说明鲧的一支主要活动在今河南洛阳之东、郑州之南、新郑之西的嵩山一带。如果《史记》《国语》等所记不错的话，鲧与祝融氏同出一源，他们同处于中原相邻的地区也是有原因的，这也可进一步解释为何在有夏一代，祝融之裔如昆吾、彭伯等结成同盟，并且昆吾族还是夏朝末年抵抗商人的主力军。
鲧后来娶有辛氏之女，而生夏禹。《史记·夏本纪》索隐引《系本》曰：“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1］33又引宋衷语云“高密，禹所封国”［1］33。《帝王世纪》也说：“颛顼生鲧，鲧娶有莘氏谓之女志，是生高密，是为禹也。”［3］546有莘氏也是中原上古时期一个重要的部族，活动地在今开封陈留东北。
鲧后来为尧所灭，很多史籍和传说都提到鲧被杀的原因：
《山海经·海内经》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4］1387
《史记·五帝本纪》载：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1］20
《尚书·舜典》载：
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5］14
《国语·周语下》载：
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度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此一王四伯，岂繄多宠，皆亡王之后……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2］35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6］325
《淮南子·原道训》载：
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7］1206-1207
从诸多史料来看，鲧被诛的罪名有三：其一，治水不力，采用堵截法而不是疏导法；其二，反对尧禅位于舜，自己想称帝；三，与共工同谋，有反叛之心。然而，有些人则为鲧鸣不平，如屈原《离骚》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8］19《九章·惜诵》：“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8］126实际上，鲧之死与鲧、舜、共工三族的斗争有关。鲧属于中原黄帝族群的代表，舜则为东夷族群的代表，共工为炎帝族群势力的代表。在这场争夺中原控制权中，以鲧和共工失败而告结束。
失败了的鲧，被舜赶到了东夷族群居住区，这是舜为了限制鲧的势力发展的一个策略。于是，鲧便带着他的部分族人到了东方，这也是见诸文献记载的一次夏人的大规模向东方迁徙。羽山，在东海边，《山海经·南山经》郭璞注曰：“今东海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4］1339其位置在今江苏东海县和山东临沭县交界处。尽管鲧被迫迁到东方，但后来还是为舜所灭，然而其族群的其他分支和他的后裔却在这里留了下来。
随鲧东迁的当有鬲族，鬲族人活动于今山东德州附近，后建立鬲国。李白凤《东夷杂考》认为：“鬲族也和夏族同一部族，他们过去同自渑池一带迁来，所以仲康失国以后，他的大夫‘靡’往依之。《左传·襄公四年》：‘靡奔有鬲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这也证明鬲族和夏族同源。大约就在这个时侯，姒姓的诸夏与东夷发生频繁的战争，势力消长不定，从有鬲氏在山东德县一带，形成与其胞族的‘过’、‘戈’、‘斟灌’、‘斟寻’的一个从地带上可以联系的关系，也足可以说明他们都是属于诸夏的各族。”［9］24-25我们认为，鬲族也是夏人的一个分支，最早生活在河南一带，后来在鲧迁到淮河下游之后，他们也迁至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
二、“羿代夏政”与夷夏之争
后羿代夏，是夏王朝历史上重要的事件，这段历史见于《左传·鲁襄公四年》：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10］817-818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云：
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 ，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及夏之衰，自 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谗弃之，而羿以为己相。寒浞杀羿于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穷门。浞遂代夏，立为帝。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封豷于戈。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收斟寻二国余烬，杀寒浞，立少康，灭奡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也。［1］57-58
这段记载讲述了夏朝初年夏王朝的重大变故。夏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启死后，其子太康继立，太康荒淫而不顾国事，东夷族人后羿从 迁至有穷，驱逐太康，太康崩，太康之弟中康立，中康死后，中康之子帝相立。相迁至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于是后羿遂代夏后相而自为帝。后羿任用寒浞为相，寒浞杀后羿而占有其国，并霸占了他的妻子，生下奡、豷，并封奡于过地，豷于戈地。奡灭掉夏之同姓之国斟灌、斟寻。此时夏后相之妻有仍氏逃到母族，生下少康。夏之遗臣靡逃到有鬲之国，聚集斟灌、斟寻之遗民，最终灭掉寒浞、奡、豷。有穷国灭亡，也结束了夷人对夏王朝核心地区的统治。
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一个以射日而著称的羿，《山海经》中多记其事迹，《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4］1387，同时《山海经·海外南经》又载：“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4］1369《山海经》中的羿是一个具有超凡神性的英雄，并且可以登上西王母所在的玉山求得不死之药。神话人物羿在《淮南子·本经训》中变成了尧的大臣：“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7］1239但是，这个羿当不是《左传》中曾经代夏政而专之的后羿。他们之所以被混为一谈，是因为两人都是东夷部族的英雄，而且都善射，夏初的后羿因仰慕自己部族的英雄羿的威名，所以也以羿为名，这样后代史家便将两人混为一人了。
要理清夏初夷夏之关系，必须弄清《左传》中所说的在夷夏之争中出现的几个地名：
1.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 城在滑州韦城县东十里。”［1］58唐代的韦城县在今河南滑县东南。
2.有穷
《史记·夏本纪》正义曰：“《晋地志》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1］58或以为在今山东德州。从《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8］99-100来看，后羿射河伯、妻洛嫔，其地当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也离当时夏太康的都城不远，只有这样后羿才能赶走太康。
3.寒
《左传·鲁襄公四年》杜预注曰：“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10］820《史记·夏本纪》正义也曰：“寒国在北海平寿县东寒亭也。”［1］57-58平寿县，汉景帝置，其故治在今潍坊市潍城区。
4.鬲
鬲族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是夏族的一个分支，在夏王朝之前已迁居东夷区域。《左传·鲁襄公四年》杜预注曰：“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10］817-818《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鬲城在洛州密县界，杜预云国名，今平原鬲县也。”［1］58洛州密县，即今郑州新密市；汉晋平原郡鬲县，旧治在今德州市德城区。从史籍所载来看，鬲族曾经在夏王朝发祥地的中心区域密县一带生活过，后来迁到山东德州一带。
5.过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过乡亭在莱州掖县西北二十里，本过国也。”［1］58掖县在今烟台莱州市城区。
6.戈
《左传·鲁襄公四年》杜预注曰：“戈在宋、郑之间。”［10］820《史记·夏本纪》等所言与此同。表明在魏晋以来，人们已无法了解这个短暂出现的戈国的具体位置了，只能言其大概，当处于豫西一带。
7.斟鄩（寻）：
《竹书纪年》云：“（太康元年）羿入居斟鄩。”［11］1056《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汲冢古文》：“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1］58关于夏王朝太康所居的都，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困扰的问题，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即为夏都之一的斟寻，后羿从这里赶走了夏代第二代君主太康，并都于此。由于后羿居于斟寻，所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留下了许多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李伯谦通过比较二里头早期文化因素与山东龙山晚期文化，认为二里头文化具有更多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二里头文化发现的束腰瘦足鬶有山东龙山文化长流鬶的特点；二里头文化的觚、豆、单耳鼓腹杯、三足盘与龙山文化的都极为相同；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觚、鬶、盉组合及三足盘、平底盘、豆等常见于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由此认为，这是后羿居斟寻而代夏政时，龙山文化族群大量进入中原河洛地区，将其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造就了二里头文化的特色［12］。
然而，根据诸多典籍记载，山东也有一个地方叫斟寻。《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斟寻故城，今青州北海县是也。臣瓒云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1］58清人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说：“斟鄩，姒（姓），今山东莱州府潍县西南五十里有斟城。”［13］604北海县，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潍城西关。《水经注》卷二十六“沭水”条曰：“《地理志》：北海有斟县。京相璠曰：故斟寻国，禹后。西北去灌亭九十里。”［14］397北海县，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西关一带。
在中原和山东同时出现两个斟寻，是夏人迁徙的结果。当后羿占领夏都斟寻之后，太康失国，四处迁徙的夏族人的一支迁至山东地区，形成两个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即斟寻和斟灌。两地成为当时与后羿斗争的重要据点，也是后来灭寒浞、奡的有生力量来源地。
1977—1981年，山东临朐县发现两座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墓葬，出土有“寻仲盘”“寻仲匜”。其中“寻仲盘”内底中心有铭文20字：“寻仲媵仲女子宝盘，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子永宝用。”“寻仲匜”内底也有铭文20字：“寻仲媵仲女子宝匜，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子永宝用。”［15］说明夏代的斟寻国，在周代时还存在着。
8.斟灌
《左传·鲁襄公四年》杜预注曰：“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10］820《水经注》曰：“尧水又东北径东西寿光二城间。”应劭曰：“寿光县有灌亭。”杜预曰：“在县东南，斟灌国也。”［14］396《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斟灌故城在青州寿光县东五十四里。”［1］58寿光市位于山东省中北部，紧临莱州湾，治所在今寿光市东北的后牟城，其东南部为同时东迁而来的斟寻国。
9.有仍氏
《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曰：“东平有任县，盖古仍国。”［1］1191其地当在今山东济宁、泰安一带。
后羿以东夷之裔的身份向西取代太康而代夏政，后来又为同是东夷族的寒浞所灭。夏王朝从太康、仲康到夏后相三代君主都是居无定所，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由于后羿和寒浞的入侵，使原本居于中原的夏之族人分迁至东夷地区，并在这里建立国家，如斟寻、斟灌等。其后裔一直延续到周代，如周代的斟寻国和鄫国等。后羿代夏，不仅没有使华夏和东夷族群产生对立，反而进一步促进了中原族群与东夷族群的融合。
后羿与夏人的权力之争，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代初年华夏族人与东夷族的斗争。在此之前的传说时代有尧舜之间的权力交接，尧为中原集团，而舜则代表着东夷集团。所以《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16］415在舜的时期，既是一个多族群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中原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联系十分密切，两个族群之间的势力也相对比较均衡。所以在舜的时期，他的手下便汇集中原集团的后稷、禹，以及逐渐融入中原族群的炎帝后裔后土、四岳等。东夷集团有商人始祖契、嬴姓始祖伯益、偃姓始祖皋陶等。尧让位于东夷族群的舜，舜让于中原族群的禹，而禹本想让位于东夷族群的益。由此来看，在那一历史时期，中原族群与东夷族群的权力传递是相互移交的。我们不知道这种权力移交是通过联邦推选的方式，还是出于权力平衡的惯例，但它确实反映出两大集团的平衡关系。然而，这种平衡被大禹的儿子夏启所打破，启杀伯益而夺取了本应属于东夷集团的政权，建立了父子相传的家天下，从而引起了东夷集团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东夷人后羿取代太康的行为。从内在的历史逻辑来看，后羿代夏与其说是其个人行为，不如说它是东夷族与华夏族的权力之争。少康灭掉东夷势力寒浞及其两个儿子之后，重建夏王朝，这既是夏王朝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从史前以来东夷族群与中原族群斗争的转折点。从此，华夏族一直以压倒的优势统治着中华大地，而东夷族群则处于屈从地位。夏之后商王朝兴起，尽管商人源于东夷族群，由于其脱离东夷区较早，且在它建国之前的大多数时间活动于华夏区内，所以并不以东夷族群自居，而成了华夏集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夷夏之争与岳石文化的衰落
岳石文化是山东地区继大汶口—龙山文化之后的最重要的史前文化，其延续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公元前1450年前后，根据其文化特征，考古界一般认为它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继承者，是夏代和商代前期的东夷文化。在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之内一般都存在着岳石文化的遗址，其分布范围东至胶东半岛，南迄苏北地区，西到聊城菏泽一线，北至河北唐山地区，纵横都超过千里［17］。
与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虽然晚出，但在某些方面特别是陶器的制作工艺方面不如龙山文化。对于岳石文化衰落的原因，学术界不有同的说法：
其一，气候变化导致了岳石文化的衰退。在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进入气候的干冷期，并延续了几百年，气候的变化使以稻作为基础的海岱地区食物供应严重不足，人口大量减少，有些地区遗址的空白显示出该地区可能已无人居住。这种自然因素导致了岳石文化期的东夷族群不得不四处迁徙，且文化发展水平发生倒退［18］。
其二，人们对陶器的大量需要促使其发生变化。当中原地区进入夏商时代，随着城市的兴起，战争的频发，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城堡需要构筑，同时也需要大量从事城市建设的人力资源，陶器在当时就成了城市建设的材料之一和建设者本身所需要的日常器物。陶器需求的提升和陶器数量的急剧增多导致了制陶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陶器注重实用之外也注重外观的审美转变为以实用为主；为快速生产，由原来的精细加工向草率方向发展；为提高陶器的寿命，一改过去细薄、轻巧的风格，使陶胎变厚，器型变得稳重、古朴［19］。
其三，冶铜业的出现是导致龙山文化消退的主要原因。在夏商时期，冶铜业出现并得到了快速发展，铜器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使用，它大大优越于以往的陶器制品，由于对铜器的重视和生产的投入，从而影响了陶器的发展，并导致了龙山文化的消退［19］。
以上这些因素可能是岳石文化衰落的一些原因，但我们认为，夷夏之争与中原文化的东进则是岳石文化或夏商时期东夷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
在史前时期，生活在山东东夷文化区的人们所创造的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不仅以它们所展示出来的先进文明而傲立于东方大地，同时也以它们的强势扩展而影响了广大的地区，其文化的辐射区域东至海滨，南达江南，西至中原，北迄河北和东北地区。在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地区，孕育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东夷族群，在传说时代，从炎帝、黄帝到颛顼都与东夷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尧、舜、禹的时代，东夷族群和中原地区融合形成的中原族群甚至可以达到分庭抗礼的局面。由于权力的均衡，族群之间的相互包融，使得尧、舜、禹时期的中原族群与东夷族群之间不仅相安无事，同时也是文化交流、融合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启建立了夏王朝之后，东夷族群开始向以夏王朝为代表的中原族群发难，从而导致了后羿代夏的结局，夏少康灭掉寒浞和奡之后，东夷族群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东夷族群或向四周迁徙，或屈从于夏人的势力。随着夏人势力的东进，中原文化也大规模地向东夷地区渗透，在此之前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向外扩张为主、吸纳外来文化为辅的局面结束，而岳石文化区则随着东夷势力的萎缩而逐渐收缩，并无法阻挡外来文化的影响。
为应付夏人和早期商人的讨伐，东夷无暇制造龙山文化时期那些外形优美、加工精细的陶器，一大批更加实用的陶器应时而生；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龙山文化时期所传下来的器物，从器物类别、器物造型等各方面也大大改变。如大敞口、外折腹的折腹盆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此前的海岱文化区很少见到，却成了岳石文化常见的器型；敞口、短流的斝是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典型器物，岳石文化的西部地区也发现这种器物；与中原龙山文化风格比较接近的卷沿绳纹、锥状足的鬲，多发现于鲁西南、鲁北和豫东的岳石文化区；岳石文化区中出现的一些敛口泥质瓮、花边罐也是夏商时期文化东渐的结果［19］。
正是因为夷夏之争和中原文化的东渐，不仅使东夷势力退缩至原来的核心居住区，同时也使岳石文化走向衰落。
四、夏王朝势力向淮河流域的拓展与文化交流
先秦两汉典籍多载大禹治水之事，并且号令天下诸侯。
《国语·鲁语下》载：
吴伐越，墮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为此大矣。”［2］72
《孟子·滕文公上》载：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16］371-372
《吕氏春秋·慎行论》载：
禹东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 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阯、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强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懈堕，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20］713-714
《淮南子·原道训》载：
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7］1206-1207
从这些材料来看，当时洪水肆虐，大禹受命开展平治水土的伟大工程，东至大海，西至青藏高原，南达长江甚至到了今广东、广西之南部，北至今内蒙古等地，治黄河、长江、淮河、济河等几大河流，并且在涂山召集各地诸侯与方国，与会者达“万国”，并杀了不听号令的防风氏。
然而，从夏王朝的历史和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古籍中关于夏禹治水的很多材料是不可相信的。在舜和大禹时期最多还处于联邦时代，以一个中原地区尚不强大的部族首领去号令天下方国和不同的族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可以号令一部分部族或方国，但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交通情况和生产力条件下，大禹穷一生的精力也不可能到达如此广阔的地区，更不可能去根治黄河、长江和淮河几大主要河流。大禹可能治过水，但它所治当为中原地区的水患。后世关于大禹治水的材料是民间传说的附会和儒者、史官树立人间君王典范的杰作。
夏王朝早期的活动中心主要在今郑州至洛阳一带，禹、启和太康之都城都在这一地区。后羿入居斟寻之后，仲康、相两代居无定所，力量微弱，至少康复国之后，夏王朝方步入正轨，逐渐走向繁荣与强大。少康中兴之后，夏人的势力开始向四周扩张，并开始由淮河上游、中游的主要支流向淮河两岸推进。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可以较为真切地看到夏人的南进情况。
（一）夏文化向淮河上游的拓展
在淮河的重要支流颍河两岸，是夏人早期重要活动区域，也是后来夏人统治的中心地区，二里头早期文化对这一区域产生过重要影响，如登封的程窑遗址有着鲜明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但这一地区的夏文化在后来并没有从中原南下到达淮河上游干流地区。夏文化南移的主要路线是豫东地区。据史料记载，夏王朝的帝杼曾迁至老丘（今开封东北），历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凡六代都于此，前后达221年之久。至帝胤甲才迁至西河［21］。所以，开封地区也是夏王朝中期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同时也是夏人重要的聚居地。所以在开封杞县有段岗、牛角岗、鹿台岗等遗址。从杞县往南至周口市的太康、淮阳、项城—驻马店市—信阳息县和淮滨一线分布着较多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如太康方城、范丹寺遗址，项城高寺、骨头冢遗址，淮阳的双冢、平粮台遗址，商水王田寺遗址，项城骆驼岭遗址，驻马店市杨庄遗址，息县东岳镇遗址，淮滨县沙冢遗址等。
考古工作者1978年在河南周口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采集到的甑、平底盆、深腹罐、豆、三足盆等器物与二里头文化遗址一期所出土同类器相同或极为相似，一些器物如三角形鼎足等也发现于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遗存［22］。淮滨县沙冢遗址出土的钵形鼎与洛达庙二期文化中同类器物相同。苏秉琦先生在考察息县东岳镇出土的“哈密瓜”式的夹砂陶罐以后，认为它与二里头文化很相似［23］。
从考古材料来看，淮河上游的二里头文化是沿着豫东地区南下而传播的，是聚居于开封老丘周边的夏人南下的结果。从遗址大量分布来看，从夏代中期开始，不仅仅是夏人在文化上与淮河流域有所交流，甚至也发生人员迁徙的现象，表明夏人开始向淮河上游干流两岸经营。
（二）夏文化向淮河中下游的发展
当夏人进入淮河上游之后，又沿淮河向东发展，进入安徽地区，其势力甚至到达了江淮之间地区。这一带有较多史前文化遗址有着二里头文化因素，如安徽寿县的斗鸡台、青莲寺遗址，肥东县吴大墩遗址，肥西塘岗遗址，含山县大城敦遗址和潜山县薛家岗遗址等。寿县斗鸡台遗址出土的鸡冠耳盆、花边罐、觚形杯、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其时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早期［24］240-299。潜山县薛家岗遗址中出土的凹底爵杯、细腰斝、锥足罐形鼎、高柄浅盘豆等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含山县大城墩遗址中的一些器物如平底罐形鼎等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同类器物相似［25］。
其实，早在夏王朝建立前，夏人与生活在淮河中游地区的东夷族群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曾封东夷偃姓始祖皋陶于安徽六安，他的后代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六国、英国等，同时偃姓的其他后裔之国如群舒、桐国也在邻近地区。整个夏代，淮河中游地区的土著人与偃姓族人没有与夏人发生冲突，始终和平相处。夏人南进至淮河中游地区之后，也很快与当地土著居民或其他外地移民融合在一起，这在各文化遗址中同一文化层发现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是有力的证明。
相传夏桀在被商汤打败之后，南逃至巢地而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这一带有一支让夏桀十分相信的夏族势力，夏桀至此是为了投靠自己的族人；二是因为夏人与淮河中游的偃姓族群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也让穷途末路的夏桀选择来到此地。
夏文化在淮河下游地区也有所反映，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址中有诸多二里头文化因素，如鸡冠耳盆、舌状足三足罐、觚形杯等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这些器物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夏文化对淮河下游的影响，但同时也透露出夏王朝势力可能已到达这一地区［26］。夏文化向淮河下游的传播可能走的两条路线，一是沿淮河中游东进，二是从鲁北经鲁中南推进。从西周时期，姒姓的鄫人曾在鲁南立国来看，夏之族人除在鲁北及鲁中活动之外，其中的一支也很早就南迁至淮河下游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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